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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遙是一個沉重的名字。
無論是在現實生活 ，還是在人們追憶他的文章裡，他都是一個胸懷濟世之志、道路坎坷的跋涉者。但我卻時常有一個念頭，想寫寫他單純的微笑，寫寫他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那憨憨的可愛。然而提筆時，我卻又寫下了一個沉重的標題：微笑的遺失。
這使我下筆的時候總有一種不忍的疼痛。
我認識路遙的時候，路遙是一個歡樂的生命。一口白牙，滿臉青茬茬鬍子，兩隻機警而英氣勃發的眼睛閃閃有光，見到生人和善而靦腆地微笑著，於無言裡透著狡黠和幽默。
我初次見到的路遙就是這個樣子。
1974年初秋，《陝西文藝》編輯部召開創作會議，我們都是與會作者。報到那天，他和曹谷溪、李天芳在一起，我將他們一律稱作老師。一會兒李若冰的夫人賀鴻鈞來了。她是《陝西文藝》的副主編，溫和慈藹，一見面拍拍我的頭，對在座的人說，這女子是會上年齡最小的，簡直還是個娃娃哩。她的話使我感動極了。我望著她，本來要叫聲老師的，不知怎麼就脫口喊成了阿姨。曹谷溪就說，你叫我叔叔吧，別叫老師，那樣生分。我就乖乖地叫了他一聲叔叔。一邊的路遙大約覺得這漢水邊來的小女子傻得可以，打趣道，也叫我叔叔吧。我望著他滿臉青茬茬的鬍子捉摸他有多大。李天芳趕緊說，別叫他。他比你大不了幾歲。一邊喝斥路遙，你欺侮小孩子幹什麼。路遙卻勁頭十足，說道，你叫你的，別理她，當時我沒叫。但是那天晚飯後我們單獨走在一起的時候，我叫了他一聲叔叔。他樂得又蹦又跳，又是喊李天芳又是叫曹谷溪，竟至於哼起了歌兒。
路遙的歌是沒詞的。歡樂的時候也沒有。
他的聲音很好聽。低沉、渾厚、極富感染力，有種在空氣中飄蕩的感覺。歌中的旋律似乎正叩合了我生命深處的什麼，我因此覺得這遙遠陝北的青年與我很相近。果然他問我，你為什麼不上大學？我的眼睛倏地湧滿淚水。我說，我父親歷史複雜，政審過不了關。他問是什麼問題。我搖搖頭，不肯說。他急道，你要告訴我，這樣我們才能想辦法幫助你。你還這麼小，又有才華，你必須得上大學。那時他是延安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他認為一個人不受大學教育將是終生憾事。我就告訴他，我父親是國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外甥，因為幼年跟隨董老後失散流落到漢水之濱，就有了說不清的牽連。人們認為他安於當農民而不去北京投奔舅父，肯定是有背叛行為不敢去。路遙聽了，說，這個麻煩。牽連到大人物頭上去了，麻煩。我們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他出主意說，你回去，要求當地組織立案，調查落實。我說，找過無數次了。我父親是農民，誰為他落實？路遙說，別洩氣。我明天把你的事情告訴賀鴻鈞，她跟省上的領導章澤很熟，請她替你想想辦法。
第二天，他果然告訴了賀鴻鈞。一下子，《陝西文藝》的領導和編輯們，像王丕祥、董得理、路萌等，都來殷殷問詢，大家出主意想辦法，為我憂愁為我急，後來決定讓路遙幫 我寫一個材料，由賀鴻鈞親自送給章澤。
那時候，沒有人告訴我路遙在文革中的傳奇故事，他也不像一個有過傳奇經歷的人，所以我對他沒有敬畏感。印象中，他和賀鴻鈞、李天芳、曹谷溪他們一樣，是慈和的長者和文學老師。只不過他在我的感覺裡更貼近更親密。
那個會議開了整整四天。那是文藝的春天即將到來的時刻，人們處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都有一種不露聲色的亢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空前和睦友善，甚至可以說是親密。曹谷溪與路遙總在那裡咿咿呀呀地吟詩，臉總是紅撲撲的，眼睛就像電燈泡。因而他們就給我一些特殊的印像，令我驚訝和羨慕。
分別時，每個人都對我說了鼓勵的話。路遙的話最為有力。他說，你必須奮鬥，要有使命意識。一個有才華的人，他就不屬於自己而屬於時代，因而也就沒有權力消沉和怠惰。
我似懂非懂地答應著。
但我並沒有幻想，我認為父親的問題根本沒有結論的可能。因為那些事從我沒出生的時候就糾纏起，是傳說和懷疑的糾纏，又沒有哪一級組織來定論，你怎麼去澄清。因此我回到漢水之濱的南沙河畔，就把在西安的一切拋到了九霄雲外。我依然在村子裡的小學校教加減乘除。南沙河邊美麗的陽光溫和的氣候是容易消散人的憂愁的。不，也許是我憂愁得太多了，疲了。
就在那年冬天，就在我即將遺忘西安之行的時候，有一天，我正在操場上和我的學生們跳橡皮筋，突然看見大路上走來一個熟悉的身影。來者風塵僕僕，穿一雙露腳趾的布鞋，帶一臉欣然的微笑站在我面前時，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呀呀地叫道，路遙，你怎麼會到這兒來呢？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他如釋重負地笑了，露出他燦爛的白牙，因為欣喜而半天說不出話。待到情緒平定，才說道：好難找呀，我坐火車到你們縣城，這裡人可能聽不懂我的陝北口音，我打問董家營，人家卻指給我相反的方向。我走了半天，一問錯了，又掉頭往回走。瞧，鞋都走破了。
我問他，你不是在大學裡唸書麼，又不是假期，到這兒來幹什麼呢？他從棉衣裡層的口袋裡掏出一封信，說，給你送信呀。你看，你的村料章澤批了字，讓拿著去找你們地委書記劉平西。賀鴻鈞怕農村的信件不保險，讓我借來漢中組稿的機會親手交給你。這一下，你上大學有希望了，高興吧。接著又說，我借調到《陝西文藝》編輯部了，只等明年拿了畢業證就到編輯部正式上班、說完這番話，他才有機會讚美我的村莊。他嘖嘖道：這地方真跟童話似的，冰天雪地的，怎麼小麥油菜這麼綠。我說陝南就這樣，冬天也是滿地翠綠。路遙就仰頭看身邊高大的楠竹。他說，你這村子就像個大竹藍，遠遠的只見綠樹不見村，我就想像你住在林深處的小木屋裡，和大白兔住在一起。
路遙是典型的詩人。
在他的想像裡，我是和大白兔一起住在森林小木屋裡，多麼浪漫！
事實上，我是和大灰狼住在一起，天天為生計憂愁。我笑說。
我立即跑到校長那裡告了假。走出校門的時候，我們歡樂地笑出了聲。說實話，他所帶來的上大學的希望並沒有給我多少歡喜。我歡喜的是他的從天而降。我蹦蹦跳跳地走在他身邊，燕子樣唧唧喳喳說個不停。說我的繞村流淌的南渠北渠，說我美麗的南沙河以及婉然如練的沙堰。
眼下，我們就走在高大的北渠堤壩上，銀蛇樣的流水透過灌叢竹林若隱若現。他驚得不時停下腳步，說，你聽那樹葉好像和我們說話呢。或者說，你聽那水聲，不像一個人在輕輕歌唱嗎。哎呀，你這地方太好了。我回去讓曹谷溪、李天芳他們都來看看。曹谷溪果然受了路遙的煽惑，第二年也在冬天來造訪我的小村，這是後話。
晚飯時分，路遙見到了我的父親。
我的扶犁歸來的父親，雖滿腳黃泥，一臉疲憊，但遮不住那智者的本色。路遙握著父親的手，顯然受了某種震動。他說，大伯，我像在哪裡見過你似的。真的，也許前世吧。父親慈藹地笑著，舀水洗了手腳，然後坐下來，用兩張紙捲了煙卷，一支遞給路遙，一支自己抽著。不知怎麼的，他們就說起了劉志丹、劉伯承。還談到了艾思奇和柳青。滔滔不絕，從黃昏直到天黑，直像兩個相熟已久的老朋友似的。
晚飯我母親用大米飯和陝南臘肉招待路遙，還有陝南的山藥、芋頭、水蘿蔔之類，紅紅綠綠擺了滿桌。路遙一再地懇請母親下頓飯一定不能這麼破費。母親告訴他，這是我們的家常飯。他根本不信。我想，他是在用陝北的生活作參照吧。他不知道，美麗富饒的漢中盆地，是上蒼特賜的一片福地，即使在困難無比的七十年代初，這裡大米飯也是家常便飯。
這件事使父親對他的好感又增。父親私下對我說，這小伙會有大出息，知理懂事，穩重樸實，你要好好向他學習。
晚間，我們到原野上去看月亮。
冬天清冷的天空像一片冰凍的海域，又藍又亮，月牙兒彎彎的掛在天宇裡，星星明亮極了。這是鄉村獨有的瑩澈潔淨的月夜。路遙感動得不住歎息。鄉間小路在月光下猶如飄拂的白玉帶。我們走在小路上，心也瑩澈如夜空，一絲雜念也沒有。湧滿胸懷的是對鄉村自然景色的深深膜拜。
忽然一夥村童踏踏跑過我們身邊。路遙問他們是去做什麼。我說看電影呀。他問什麼電影。我說地道戰地雷戰，演了一遍又一遍，這村演了那村演。但人們還是天天晚上去趕電影。路遙沉吟了一下，說道：等著吧，終有一天，我要寫出更好的電影，讓我們的鄉親精神生活不再這麼可憐。
路遙說這番話的時候就顯出一種沉重。但我天生是小女子，並不能體會他的雄心，也就不能呼應他。我只高興他能與我共同感受我鄉間的夜景。路遙教導我說，你也要樹雄心，幹大事。
第二天是一個絕好的晴天。冬陽透骨入髓地輻射在每一個角落。田野上的麥苗和油菜在陽光下微微波動，像吮吸母乳的嬰孩似的可愛又動人。走在冬陽裡的我們也像麥苗油菜一樣快活地泛著光彩。路遙的無字歌一路哼唱下去，旋律低沉，然而很雄壯。他一再地要我也唱歌。很可惜我不會唱陝南民歌。但我對“父女雙雙逛新城”“老房東查鋪”之類還是很會唱的。有情有調的唱出來，令他喝彩不已。他連聲讚道：好聽，好聽，恬美圓潤，流水一樣，真正漢水滋養的嗓音呀。
走到南沙河邊的時候，路遙就孩童般的雀躍了。我後來在詩文裡無數次歌唱過的南沙河，公元1974年深冬，以一種處子般的靜美呈現在陝北小伙路遙面前。也許是那覆蓋著長沙堤的金色橡樹葉，也許是那密密的林子茫茫的河灘，也許是奔跑著的野兔歌唱著的小鳥，使初見南沙河的路遙受了太深的震動，他一遍遍說，張虹，你應該感謝上蒼，把你降生在這麼好的地方。
我們就站在林子裡，久久地諦聽林間輕語。
一行鷺鷥忽然從蘆葦叢中飛起，原來是林中走出的紅衣女子驚了它們。那女子是在林間摟樹葉的，肩背竹蔑背簍，手持長竹扒，輕輕緩緩地揮動竹扒，樹葉就攏成一堆。路遙笑道，說不定我會受了誘惑，跟了那紅衣女子去河邊小木屋裡住下，不走了。
我說，你會這麼想，但決不會這麼做。你是要將地球放在指頭尖上轉動的人呀。
他打我一拳，說，你壞，你說到我的痛處了。真的，我的心能感受美，卻不會消受美。
路遙這話其實說得過謙。他是極會享受生命中的陽光的。剛剛說完這話，他就發現河灘的麻柳樹都是根在岸上身在河裡的，彷彿天然小橋。他立即奔過去，揀一棵樹身極寬的麻柳樹躺了，感受金亮亮的河水從身下淌過的美妙。那樣子又憨又傻，跟個放牛娃似的。我就想逗他，拔一棵金邦邦草根香甜地吃著。他在樹上求我拔一根給他吃。我耍個花招，拔下香附草的根遞給他。他一嚼，又麻又苦，情知上當，翻身下樹與我追打。
粗笨的陝北小伙自然是追打不過南沙河畔羚羊般的小女子的。一會兒他就氣喘吁吁，站在那裡指著我說，你是個壞女孩。
那樣直鬧到夕陽西下，一切沉寂下來，我們就坐在高大的沙堤上，透過橡樹的枝椏，看鷺鷥們悠閒地漫步沙渚。不知怎麼的，我隨口輕吟起了自己胡謅的沙堰詩：
你像柔順的白蛇/安靜地睡在青草地上/我輕輕地輕輕地走近你/撈一把水草裝進小筐/水面上蕩著我頑皮的目光/搖著我帶著倩窩的小臉龐/掬一捧清亮水喝嘍/沙堰的水呵在我心上流淌/不知什麼時候/我悄悄地長大/生活召喚我奔上人生的競技場/我曾毀壞過生活/生活也把我年輕的心重重地戕傷/我常在夢中回到故鄉／沙堰的水啊在我心上流淌。
路遙輕輕地拍了下我的肩膀。我看見他的眼裡有晶瑩的淚花。這首詩前半部分是歡快的，後半部分卻觸到了我們各自生命深處的痛。我們很長時間靜靜地坐著，深陷在自然與詩的交融裡。
傍晚返回的路上，路遙鄭重地說：你的南沙河給了你無與倫比的靈性，你會成為一個真正的詩人。你記住，任何時候都不要停止歌唱。忽然他又說，我有個妹妹叫王平。你也做我的妹妹好不好？我頑皮地反詰道：那麼路遙叔叔怎麼辦？他就捶我一拳，罵我一聲壞女孩。
路遙在南沙河的小村呆了整整一個星期，在我家縫紉機檯面上，大約製造了兩個近萬字的短篇小說。臨走時依依不捨，說這個如童話般寧靜美好的地方，猶如他生命裡的一個夢，他簡直懷疑其真實性。
父親望著眼前的憨小伙，無言的笑了。
我想，這時候父親一定想起了自己生命裡關於南沙河的故事。二十多年前，父親初識南沙河時，其心態肯定同眼下的路遙一樣吧。據說，那時候由楚地流落漢水北岸的父親在縣城裡做生意發了財，有一天騎著高頭大騾子去古路壩教堂拜會朋友，那紅騾子走到南沙河地面，死活不肯再走。父親舉步進村，卻將生命留駐了。
路遙不知道這個傳說。他天真地問：大伯，你怎麼會從湖北地面來到這裡呢？這其中一定有不尋常的故事吧？
父親說，那是命。你還年輕，不懂這個。過些年你就知道了。
路遙走時，一再地叮囑父親，無論如何要設法送我去上大學。他還開了一個長長的書單給父親，希望父親督促我讀書。那份書單裡有柳青的《創業史》，有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有傑克倫敦的《熱愛生命》，有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當然，還有一些當時走紅的作品。
就在那一年更晚些時候 ，父親決定去北京找垂危中的舅父。
路遙走後父親常常握著那個書單發愣。父親半路歸農，卻樂於農耕。他常說，幹什麼都不如當農民好。與泥巴打交道，心裡踏實。但那時他似乎動搖了一生的信念。顯然，路遙的殷殷叮嚀觸動了他內心的某根神經，使他覺得他應該為雄心勃勃的二女兒做點什麼。我認為這是促使父親決定上京的直接原因。
當然，父親上京並沒有解決什麼問題。他只見到了國務院的一個熟人，並且享受了免費乘坐空軍飛機返回漢中的待遇。但就這麼一上京，地方上竟不再糾纏他的歷史問題，我在1975年10月，勉勉強強地進了漢中師範學院的中文系。
路遙歸去西安，頻頻來信。可惜那時不知珍惜，他的信大都做了父親的捲煙紙。
1975年，我雖然進了大學，卻因沒寫出作品，也就必然與西安文藝界的人斷了聯繫。直到1980年，我以系列小說“野梅子”“野豌豆”“野菊花”“籐”再次在文壇露面，才又恢復了聯繫。那時路遙已是《延河》小說組的老牌編輯，人生已步入坦途了。
１９８０年，是文藝復甦的春天，也是路遙生命裡的春天。這一年他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一炮走紅，奠定了他在陝西文壇的地位。在作品成功的同時，他成就了自己的人生。他結婚，並且做了父親。正所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
我與路遙六年後再見，就在這個燦爛的背景之上。
1980年春天，我作為初露鋒芒的小說作者參加全省青年作者創作會，路遙是會議的組織者之一。我們在會上自然而然相遇。
六年的時間，我們沒有陌生。一見面都是無遮無攔的歡笑。一見面就彼此走近去在對方身上輕輕捅了一拳。叫道：嘿，你呀！
路遙說，我一直想念南沙河的陽光和沙灘，一直盤算哪年冬天再去一回。
路遙情緒非常昂揚，是洋溢著成熟、自信和堅定的昂揚，以至我覺得和他對視一眼就會受到莫大的鼓舞或者說煽惑。
會上和會下，他都在說著一些大氣磅礡的話。他談著文學理想、使命意識；談著創造史詩的蓬勃大志，使人感覺到他生命中的每個細胞都充滿了“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激動。
我驚愕於他的成熟。那是他談話中的銳利和威嚴所給予我的感受。
我愕然於他的霸氣。那是他靜靜坐著抽煙，煙圈從他那獅子般的頭顱中噴出的時候，我所悟到的。
我知道，路遙已不是六年前的路遙。他的微笑依然，他的心和大腦卻在時光的鍛造裡成熟和博大了。這使我對他產生了某種敬畏。當然，我並沒有將自己的感受告訴他。
會議之後，路遙一再盛情邀我去看他的女兒路遠。他特別驕傲於自己做了父親。看著他那從心底裡泛上來的歡笑，我覺得無法拒絕這邀請。
是林達開的門。歡樂的路遙將我牽到她面前說，介紹一下，陝南才女張虹。林達笑著說，知道知道，路遙說過幾次的。
我卻惶惶。林達是北京知青。光這身份已夠一個鄉村女子仰慕的了。
因為極度拘謹，我只例行公事般地看了看他們襁褓中的女兒，說了幾句長得漂亮可愛之類的恭維話，水都沒喝一口就匆匆告辭了。
這是發生在1980年三月初的事情。到了這年冬天，情形就完全變了。記得我那時在省黨校參加省作協舉辦的讀書會。有天下午去編輯部送稿子，路遙正坐在門口籐椅上看一本厚厚的書。我歡叫一聲。他抬起頭來，陰沉著臉掃我一眼，竟像不認識一般。我的笑容僵在臉上，有種進退不得的難堪，淚水直在眼眶裡打轉，也不等跟其它人打招呼，氣沖沖掉頭就走。快走出建國路的時候，忽聽身後有人低沉地輕喚我的名字。掉頭一看，竟是路遙跟了出來。我不理他，牛在那裡不吭氣。他說，咳，別生氣呀。你不知道，現在有些事情複雜得很。我一句話也跟你說不清。總之你要諒解我。
我說，能複雜到哪裡去？周圍有戴笠嗎，你跟熟人連話都不敢說。
他點燃一支煙，悶悶的抽，不回答。
後來不知怎麼的我們走進了東大街北邊的居民巷。那裡的民房簡直可以拿洞或者窟來形容。居民個個面帶菜色，屋內更是破絮爛罐的淒惶。路遙問，知道我為什麼帶你來這兒麼？我搖頭說不知。他說，我是從比這兒還底層的地方出來的，起點太低。我要改變命運，要成就大事，就得付出比常人多數倍的努力甚至犧牲。這犧牲包括常人的歡樂和友誼。幹大事就顧不得小節。誰做我的朋友，誰就得原諒我，接受我。
說這番話的時候，他仰頭看著鉛灰色的天空。一副殉道者的神氣。
我多少還是理解了他的意思。不禁覺得好笑。心裡說，路遙，你太看低朋友了。並不是每個朋友都那麼低，要攀附你的盛名。你也太虛弱太霸道了。
倏忽間，我從他那吃銅咬鐵的強大裡看出了某種深刻的孤獨。感覺到這一點的同時，我也就原諒了他。偉人都有怪癖的，像尼采，像羅丹，像畢加索，都怪癖到近乎瘋魔。全世界的人在接受他們的思想和藝術的同時也心平氣和地接受了他們本人。我有什麼理由不接受一個很有可能成為偉人的朋友呢。
於是我笑說，路遙，你怎麼樣我都接受你，像接受瘋子尼采一樣。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我沒看錯你，悟性就是高。
分手時路遙說要約個時間請我吃飯。我說不必了。但是他堅持著。說我們必得找個清靜的地方談談。他說找到了同我對話的感覺，他很高興。他說他現在最大的苦難是跟環境無法對話。
其實我知道我們之間已經再也無法找回那種明亮的友情了。但我還是依了他。畢竟是在那樣美麗的年齡那樣美麗的心境和那樣美麗的地方結交的朋友，豈能說忘就忘？豈能為那麼一點小小的不愉快就淡了。更何況他還做了解釋，還打算彌補。
我們相約了在興善寺見面。選擇那個地點，是因為那兒離我住的地方較近。還因為佛家靜地，較少干擾。記得那天的天氣不大好。陰浸浸的冷風裡夾著雪粒，行人不是豎著領子匆匆而過，就是圍著厚厚的大圍巾看不著嘴臉。興善寺裡渺無人跡，倒顯出幾分佛地的莊嚴。我們如約而來，並且不約而同地走到了大殿後邊的銀杏樹林裡。
菩堤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
是不是都懷了這種無境之心？反正我們相會銀杏樹林時，笑容都很純淨。
銀杏樹如蝶的黃葉在風中輕輕飄落。一首絕好的自然之詩。我們站在樹下，靜靜地感受。
一片樹葉落到路遙肩上，他拈到手裡，輕聲說，一年四季，我最愛的就是冬天。我喜歡冬天的洗練和莊嚴，喜歡冬天無葉的安寧。
他說，有一天等我完成了心中構想的偉大作品，我就一個人到荒漠裡去，靜靜地坐在樹下抽煙，直到永遠。
現在想起來，那番話竟像讖語似的。只可惜他最後的棲地不是清靜的荒漠而是紅塵中的病榻。
這是路遙生命中的一大憾事。
興善寺相會，我們很少說話。大部分時間都在繞著大殿轉圈。路遙以思想家和文學殉道者的沉重不時講一些含義深刻的話題，我只是極力領會。偶爾也以鄉村女子淺薄的大膽嘲笑他那哲人的深刻，逗得他捧腹大笑，卻也無可奈何。
忽然他說，你這樣倒好。我最恨女人深刻。女人只要能聽懂深刻的話，領會深刻的思想就行了。
我不想反駁他。
路遙沉重地歎著氣，哼著他那經典的無字歌。不過，這時他哼出的無字歌，更像十八世紀的葡萄牙人載歌載舞去侵略別人的戰歌，有種火辣辣的挑戰意味，使人不敢靠近。
大約正是這種感覺，使我打消了同他交流的念頭。興善寺會面就這樣草草結束了。誰也沒提吃飯的話。沒有那種契機和心情。甚至沒有說再見。我那時認為我們不會再見。
回到讀書會的時候，我才從同學們口中得知，路遙正在經受文革問題的焦慮。18歲時的造反經歷，在一個時代結束另一個新時代開始的時候，必定是難堪的。作為他的朋友，我為他深深地擔憂。
但我不曾給他寫過一封信，不曾給他打過一個電話。我知道，他是真正的戰士。他既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關切。他會以他的大智大勇大氣魄擺平他所面臨的任何事情。
事實上，只要我還在寫作，就不會脫離文藝界，就必然要同路遙見面。別的不說，一年一度的創作會就少不了碰面。我們再次見面是在1983年春天。這時他的《人生》紅遍全國，且即將拍成電影。但歡樂卻沒有回到他的心間。他顯得更沉鬱了。頭上有了華髮，眼裡佈滿血絲，步履遲緩，見熟人悶悶的點一下頭，幾乎不笑。
在交談中，我感覺到他負荷著極大的心理壓力。那不是來自外界，而是來自他的內心。來自他內心那烈火一般攻佔制高點的渴望。所謂西西弗斯式的偉大痛苦：永遠的推著石頭上山，永遠的找不到停靠點，永遠的仰望著山頂。
路遙已經完成了從血氣方剛的青年到思想者的過度，正在急速地、不可救藥地走向偉大和孤獨。和所有偉大的科學家和藝術家一樣，不朽的作品，是用生命作賭注的。
路遙正在這樣做。他已經看不見塵世種種，眼睛只盯著他的航標。在這個過程中，他自覺不自覺地傷害著自己的生命，傷害著朋友。
路遙這個時期是強大和脆弱的結合體。自1980年冬那次不愉快之後，我從未單獨去找過他。見他一般都是在各種各樣的創作會上。而他總是叮囑我：人多處不要同他說話。會間空閒，他又急切地想同我交談。這使我多多少少產生了輕視心理。我生性率真，最恨虛偽。再說，他為什麼看不出來，我事實上並不想跟他套近乎。寫作的人都是靠自己的作品立世的，並不是和名作家交往自個兒就成了名作家。當友情摻雜了那麼些雜念而失去至誠至真之後，交往還有什麼意義呢。但我並不說破。雖然他對憐憫深惡痛絕，我卻無可扼止地在內心深處對他產生了一種近乎痛惜的憐憫。這種感覺到1985年春天發展到極點，我和路遙之間的友情鏈也就從此斷裂了。
1985年，可能是全國文學情緒最為旺盛的一年。我所生活工作的山城安康更是文學情緒沸騰，文學講習所、文學筆會一個接著一個。賈平凹、子夜、白描等被輪番請來巴山深處搞文學講座，路遙自然也成了被極力邀請的對象。這年春天的筆會因為愛好文學的常務副省長徐山林要同大家見面，操辦會議的人一意要多拉些名人來壯陣，長長的名單裡，路遙排在首位。加上去省上辦事的人屬於那種能言善辯熱情高漲且會軟磨硬纏的能人，本是百事纏身的路遙竟被強請到了安康。我在地區文研室工作，省上來了文化名人，接待的任務自然落在我頭上。路遙在地區招待所見到我，劈頭蓋臉就是一頓抱怨。怒沖沖說道：你知道北京有多麼重要的會等著我嗎？你知道有多少大事等著我去處理嗎？你卻叫人拉我到這裡來。你們那個辦事的，簡直跟個土匪差不多，劫持人呀。告訴你，我明天就走。
我生氣極了。無論我用多麼大的忍耐強壓心頭的火氣也壓不住。我僵白著臉，衝口道：你哪怕現在就走，關我什麼事！你為什麼一定認為是我攛掇人去強拉你？他們去請你我並不知道。我在這兒只是個普通幹部，並沒有權力決定請誰或者不請誰，你不想來完全可以不來嘛，腿在你腿上長著呀。
近年來生活在鮮花和讚譽中的路遙，沒想到會受到這樣的頂撞，他也白了臉。但他沒有發作。我認為他沒有理由發作。
之後我就走了，整個會議期間再不肯露面。我非常氣憤，氣憤他那被扭曲了的自我感覺。
會議結束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的草地上跟我的兒子一起滾皮球，忽聽有人叫我，揚頭一看，竟是路遙。我驚訝道，你不是走了麼？他幽幽笑著說，不跟你道個別能走麼。我看他一眼，好多衝到口邊的挖苦話都強嚥了下去。我問，今天晚上走？他嗯了一聲。忽然說道，你們頭說陪我們去東關回民區和江邊哩，你一塊去好不好。
我搖搖頭，說要招呼兒子呢。這時我們頭正好過來，說道，看你俗的，人家名人邀請你哩你還放心不下個兒子。去去，讓我老婆給你招呼著。說著不由分說推著我就走。
我一路都沒有說話。雖說都吃文學這碗飯，然由於時間空間的相隔，彼此並沒有多少共同語言。省上來的白描一夥子顯得極活躍，彷彿太陽都是為他們升起的。路遙卻是悶悶的。
那是思想與思想者的鬱悶。是無藥可治的鬱悶。這使我想到屈原那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悲愴。路遙是不是這樣？我感覺是的。誠如他所說，誰做了他的朋友，就該無條件地理解他，原諒他。苛求一個思想者不僅徒勞而且是極不明智的。
這樣，我就真誠地原諒了他。無論如何，我與他之間，因了那段少年友情的照耀，更容易達到某種諒解。
快走盡東關了，忽然一個衣衫破爛的圓臉娃娃跑過來。看見我們，立即靠牆立了。他抹著滿臉的鼻痂子，一雙好奇的眼睛又圓又亮。他的旁邊還有個更小的女孩，黃毛小辮，臉髒兮兮的，秀目如水，神情怯怯的。倏地像有什麼東西觸動了我。我指著男孩叫道，哎哎，路遙，那不是你麼。大家一下子停住腳步。我認為所有的人肯定都不約而同地想起了路遙“在困難的日子裡”那個為了掩飾破褲襠而蹭著牆走的小男生，因為大家一齊望著他嘩啦嘩啦地笑了起來。路遙自己也笑彎了腰。笑畢，他指著那女孩說，那難道不是你麼，黃毛丫頭的張虹時代。大家便又調笑了一回。又提起我初到西安時黃毛小辮黃挎包、滿臉稚氣黃球鞋的舊話。
這是我所看見的路遙最後一次開懷大笑。
1988年我考入西北大學作家班，在開學典禮和各種文學集會上多次見到路遙，他一概是如負重山的形象，幾乎沒有話，見面只是點頭而已。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西安鐘樓下偶然相遇。那是1989年6月初，我走在西大學生遊行的隊伍裡，他站在人行道上觀看。那時正好隊伍停頓，我走過去同他說話。他微仰著青灰色的臉，顯得中氣衰微。我穿著靚麗的桔紅色T恤和黑白相間的格子裙，強烈的色彩似乎晃得他睜不開眼。他使勁眨動著眼睛，問道，很久沒看見你，忙什麼？我說忙唸書忙打工呀，你呢。他沉吟了一下，沒回答。我知道問了廢話。他忙什麼還用問麼。他寫《平凡的世界》呢。報刊雜誌連篇累牘地報導著，一篇“早晨從中午開始”，向全世界昭示了他的艱難跋涉，我做什麼明知故問。忽然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又看看我身後的同學，不無艷羨地說，你們真好。年輕真好。我說你也很年輕呀。他說我不行了。我說，好好的怎麼說這話。他歎說，我身體垮了，肝也有病。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表情十分暗淡。我想安慰他，卻不知說什麼好。過會他又說，前年王蓬邀我去漢中。我好想去趟南沙河，當時想跟你聯繫卻沒有聯繫上。真遺憾。我說以後再找機會去呀，有什麼遺憾的。他說，恐怕沒有以後了。我未及再說什麼，前面隊伍挪動了，我也跟著匆匆而去。
這一去就是永訣。
1991年秋天再見路遙的名字，是電視熒屏上的一則訃告。那個深秋的晚上，在打開電視的一瞬間驀然看見那令我心驚的字眼時，最初的一霎那，我感覺熒屏上的文字很遙遠也很陌生，直到那行字在熒屏上消失，我才驟然感到那個事實與我的貼近——我的至敬至愛的好友路遙，永遠地離開了這個生動而又煩惱的世界。我才感到了深刻的痛楚。
我的父親是這年三月仙逝的。他老人家臨去世前提起路遙，還自豪自己曾精確地預見了路遙輝煌的未來。但父親做夢也想不到，路遙會跟他在同一年裡共赴黃泉。
我沒有趕去西安參加他的追悼會，是因為我無法承受一個強大的生命驟然殞落之後的大淒愴！
我一直不敢動筆寫回憶他的文章，是我不忍敘述一個生命微笑遺失的過程。我當然不必哀憐什麼。路遙的人生是輝煌的。過去和未來，他都是文學星空裡一顆無人替代的巨星。他所創造的文學理想和人生理想，無論過去和未來都將是一道永不消散的雲霞。我想說的僅僅只是，作為一個生命，路遙無憂無慮、開懷暢笑的時光太短暫了。他的微笑遺失得太早也太快了。
在寫作這篇短文的時候，我的思緒不斷地回到南沙河邊那一片蒼翠無染的橡樹林裡，快活地閃著白牙的少年路遙不斷地歡笑著露出頭來同我對話。我相信，路遙的在天之靈，一定歡喜我將他青春的歡笑呈現給喜愛他的讀者大眾。
因為文學的終極目標，是關懷心靈，撫慰大眾。
無論是在現實生活 ，還是在人們追憶他的文章裡，他都是一個胸懷濟世之志、道路坎坷的跋涉者。但我卻時常有一個念頭，想寫寫他單純的微笑，寫寫他在陽光燦爛的日子裡那憨憨的可愛。然而提筆時，我卻又寫下了一個沉重的標題：微笑的遺失。
這使我下筆的時候總有一種不忍的疼痛。
我認識路遙的時候，路遙是一個歡樂的生命。一口白牙，滿臉青茬茬鬍子，兩隻機警而英氣勃發的眼睛閃閃有光，見到生人和善而靦腆地微笑著，於無言裡透著狡黠和幽默。
我初次見到的路遙就是這個樣子。
1974年初秋，《陝西文藝》編輯部召開創作會議，我們都是與會作者。報到那天，他和曹谷溪、李天芳在一起，我將他們一律稱作老師。一會兒李若冰的夫人賀鴻鈞來了。她是《陝西文藝》的副主編，溫和慈藹，一見面拍拍我的頭，對在座的人說，這女子是會上年齡最小的，簡直還是個娃娃哩。她的話使我感動極了。我望著她，本來要叫聲老師的，不知怎麼就脫口喊成了阿姨。曹谷溪就說，你叫我叔叔吧，別叫老師，那樣生分。我就乖乖地叫了他一聲叔叔。一邊的路遙大約覺得這漢水邊來的小女子傻得可以，打趣道，也叫我叔叔吧。我望著他滿臉青茬茬的鬍子捉摸他有多大。李天芳趕緊說，別叫他。他比你大不了幾歲。一邊喝斥路遙，你欺侮小孩子幹什麼。路遙卻勁頭十足，說道，你叫你的，別理她，當時我沒叫。但是那天晚飯後我們單獨走在一起的時候，我叫了他一聲叔叔。他樂得又蹦又跳，又是喊李天芳又是叫曹谷溪，竟至於哼起了歌兒。
路遙的歌是沒詞的。歡樂的時候也沒有。
他的聲音很好聽。低沉、渾厚、極富感染力，有種在空氣中飄蕩的感覺。歌中的旋律似乎正叩合了我生命深處的什麼，我因此覺得這遙遠陝北的青年與我很相近。果然他問我，你為什麼不上大學？我的眼睛倏地湧滿淚水。我說，我父親歷史複雜，政審過不了關。他問是什麼問題。我搖搖頭，不肯說。他急道，你要告訴我，這樣我們才能想辦法幫助你。你還這麼小，又有才華，你必須得上大學。那時他是延安大學中文系的學生。他認為一個人不受大學教育將是終生憾事。我就告訴他，我父親是國家代主席董必武的外甥，因為幼年跟隨董老後失散流落到漢水之濱，就有了說不清的牽連。人們認為他安於當農民而不去北京投奔舅父，肯定是有背叛行為不敢去。路遙聽了，說，這個麻煩。牽連到大人物頭上去了，麻煩。我們默默地走了一段路，他出主意說，你回去，要求當地組織立案，調查落實。我說，找過無數次了。我父親是農民，誰為他落實？路遙說，別洩氣。我明天把你的事情告訴賀鴻鈞，她跟省上的領導章澤很熟，請她替你想想辦法。
第二天，他果然告訴了賀鴻鈞。一下子，《陝西文藝》的領導和編輯們，像王丕祥、董得理、路萌等，都來殷殷問詢，大家出主意想辦法，為我憂愁為我急，後來決定讓路遙幫 我寫一個材料，由賀鴻鈞親自送給章澤。
那時候，沒有人告訴我路遙在文革中的傳奇故事，他也不像一個有過傳奇經歷的人，所以我對他沒有敬畏感。印象中，他和賀鴻鈞、李天芳、曹谷溪他們一樣，是慈和的長者和文學老師。只不過他在我的感覺裡更貼近更親密。
那個會議開了整整四天。那是文藝的春天即將到來的時刻，人們處在黎明前的黑暗之中，都有一種不露聲色的亢奮，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空前和睦友善，甚至可以說是親密。曹谷溪與路遙總在那裡咿咿呀呀地吟詩，臉總是紅撲撲的，眼睛就像電燈泡。因而他們就給我一些特殊的印像，令我驚訝和羨慕。
分別時，每個人都對我說了鼓勵的話。路遙的話最為有力。他說，你必須奮鬥，要有使命意識。一個有才華的人，他就不屬於自己而屬於時代，因而也就沒有權力消沉和怠惰。
我似懂非懂地答應著。
但我並沒有幻想，我認為父親的問題根本沒有結論的可能。因為那些事從我沒出生的時候就糾纏起，是傳說和懷疑的糾纏，又沒有哪一級組織來定論，你怎麼去澄清。因此我回到漢水之濱的南沙河畔，就把在西安的一切拋到了九霄雲外。我依然在村子裡的小學校教加減乘除。南沙河邊美麗的陽光溫和的氣候是容易消散人的憂愁的。不，也許是我憂愁得太多了，疲了。
就在那年冬天，就在我即將遺忘西安之行的時候，有一天，我正在操場上和我的學生們跳橡皮筋，突然看見大路上走來一個熟悉的身影。來者風塵僕僕，穿一雙露腳趾的布鞋，帶一臉欣然的微笑站在我面前時，我簡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我呀呀地叫道，路遙，你怎麼會到這兒來呢？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裡？他如釋重負地笑了，露出他燦爛的白牙，因為欣喜而半天說不出話。待到情緒平定，才說道：好難找呀，我坐火車到你們縣城，這裡人可能聽不懂我的陝北口音，我打問董家營，人家卻指給我相反的方向。我走了半天，一問錯了，又掉頭往回走。瞧，鞋都走破了。
我問他，你不是在大學裡唸書麼，又不是假期，到這兒來幹什麼呢？他從棉衣裡層的口袋裡掏出一封信，說，給你送信呀。你看，你的村料章澤批了字，讓拿著去找你們地委書記劉平西。賀鴻鈞怕農村的信件不保險，讓我借來漢中組稿的機會親手交給你。這一下，你上大學有希望了，高興吧。接著又說，我借調到《陝西文藝》編輯部了，只等明年拿了畢業證就到編輯部正式上班、說完這番話，他才有機會讚美我的村莊。他嘖嘖道：這地方真跟童話似的，冰天雪地的，怎麼小麥油菜這麼綠。我說陝南就這樣，冬天也是滿地翠綠。路遙就仰頭看身邊高大的楠竹。他說，你這村子就像個大竹藍，遠遠的只見綠樹不見村，我就想像你住在林深處的小木屋裡，和大白兔住在一起。
路遙是典型的詩人。
在他的想像裡，我是和大白兔一起住在森林小木屋裡，多麼浪漫！
事實上，我是和大灰狼住在一起，天天為生計憂愁。我笑說。
我立即跑到校長那裡告了假。走出校門的時候，我們歡樂地笑出了聲。說實話，他所帶來的上大學的希望並沒有給我多少歡喜。我歡喜的是他的從天而降。我蹦蹦跳跳地走在他身邊，燕子樣唧唧喳喳說個不停。說我的繞村流淌的南渠北渠，說我美麗的南沙河以及婉然如練的沙堰。
眼下，我們就走在高大的北渠堤壩上，銀蛇樣的流水透過灌叢竹林若隱若現。他驚得不時停下腳步，說，你聽那樹葉好像和我們說話呢。或者說，你聽那水聲，不像一個人在輕輕歌唱嗎。哎呀，你這地方太好了。我回去讓曹谷溪、李天芳他們都來看看。曹谷溪果然受了路遙的煽惑，第二年也在冬天來造訪我的小村，這是後話。
晚飯時分，路遙見到了我的父親。
我的扶犁歸來的父親，雖滿腳黃泥，一臉疲憊，但遮不住那智者的本色。路遙握著父親的手，顯然受了某種震動。他說，大伯，我像在哪裡見過你似的。真的，也許前世吧。父親慈藹地笑著，舀水洗了手腳，然後坐下來，用兩張紙捲了煙卷，一支遞給路遙，一支自己抽著。不知怎麼的，他們就說起了劉志丹、劉伯承。還談到了艾思奇和柳青。滔滔不絕，從黃昏直到天黑，直像兩個相熟已久的老朋友似的。
晚飯我母親用大米飯和陝南臘肉招待路遙，還有陝南的山藥、芋頭、水蘿蔔之類，紅紅綠綠擺了滿桌。路遙一再地懇請母親下頓飯一定不能這麼破費。母親告訴他，這是我們的家常飯。他根本不信。我想，他是在用陝北的生活作參照吧。他不知道，美麗富饒的漢中盆地，是上蒼特賜的一片福地，即使在困難無比的七十年代初，這裡大米飯也是家常便飯。
這件事使父親對他的好感又增。父親私下對我說，這小伙會有大出息，知理懂事，穩重樸實，你要好好向他學習。
晚間，我們到原野上去看月亮。
冬天清冷的天空像一片冰凍的海域，又藍又亮，月牙兒彎彎的掛在天宇裡，星星明亮極了。這是鄉村獨有的瑩澈潔淨的月夜。路遙感動得不住歎息。鄉間小路在月光下猶如飄拂的白玉帶。我們走在小路上，心也瑩澈如夜空，一絲雜念也沒有。湧滿胸懷的是對鄉村自然景色的深深膜拜。
忽然一夥村童踏踏跑過我們身邊。路遙問他們是去做什麼。我說看電影呀。他問什麼電影。我說地道戰地雷戰，演了一遍又一遍，這村演了那村演。但人們還是天天晚上去趕電影。路遙沉吟了一下，說道：等著吧，終有一天，我要寫出更好的電影，讓我們的鄉親精神生活不再這麼可憐。
路遙說這番話的時候就顯出一種沉重。但我天生是小女子，並不能體會他的雄心，也就不能呼應他。我只高興他能與我共同感受我鄉間的夜景。路遙教導我說，你也要樹雄心，幹大事。
第二天是一個絕好的晴天。冬陽透骨入髓地輻射在每一個角落。田野上的麥苗和油菜在陽光下微微波動，像吮吸母乳的嬰孩似的可愛又動人。走在冬陽裡的我們也像麥苗油菜一樣快活地泛著光彩。路遙的無字歌一路哼唱下去，旋律低沉，然而很雄壯。他一再地要我也唱歌。很可惜我不會唱陝南民歌。但我對“父女雙雙逛新城”“老房東查鋪”之類還是很會唱的。有情有調的唱出來，令他喝彩不已。他連聲讚道：好聽，好聽，恬美圓潤，流水一樣，真正漢水滋養的嗓音呀。
走到南沙河邊的時候，路遙就孩童般的雀躍了。我後來在詩文裡無數次歌唱過的南沙河，公元1974年深冬，以一種處子般的靜美呈現在陝北小伙路遙面前。也許是那覆蓋著長沙堤的金色橡樹葉，也許是那密密的林子茫茫的河灘，也許是奔跑著的野兔歌唱著的小鳥，使初見南沙河的路遙受了太深的震動，他一遍遍說，張虹，你應該感謝上蒼，把你降生在這麼好的地方。
我們就站在林子裡，久久地諦聽林間輕語。
一行鷺鷥忽然從蘆葦叢中飛起，原來是林中走出的紅衣女子驚了它們。那女子是在林間摟樹葉的，肩背竹蔑背簍，手持長竹扒，輕輕緩緩地揮動竹扒，樹葉就攏成一堆。路遙笑道，說不定我會受了誘惑，跟了那紅衣女子去河邊小木屋裡住下，不走了。
我說，你會這麼想，但決不會這麼做。你是要將地球放在指頭尖上轉動的人呀。
他打我一拳，說，你壞，你說到我的痛處了。真的，我的心能感受美，卻不會消受美。
路遙這話其實說得過謙。他是極會享受生命中的陽光的。剛剛說完這話，他就發現河灘的麻柳樹都是根在岸上身在河裡的，彷彿天然小橋。他立即奔過去，揀一棵樹身極寬的麻柳樹躺了，感受金亮亮的河水從身下淌過的美妙。那樣子又憨又傻，跟個放牛娃似的。我就想逗他，拔一棵金邦邦草根香甜地吃著。他在樹上求我拔一根給他吃。我耍個花招，拔下香附草的根遞給他。他一嚼，又麻又苦，情知上當，翻身下樹與我追打。
粗笨的陝北小伙自然是追打不過南沙河畔羚羊般的小女子的。一會兒他就氣喘吁吁，站在那裡指著我說，你是個壞女孩。
那樣直鬧到夕陽西下，一切沉寂下來，我們就坐在高大的沙堤上，透過橡樹的枝椏，看鷺鷥們悠閒地漫步沙渚。不知怎麼的，我隨口輕吟起了自己胡謅的沙堰詩：
你像柔順的白蛇/安靜地睡在青草地上/我輕輕地輕輕地走近你/撈一把水草裝進小筐/水面上蕩著我頑皮的目光/搖著我帶著倩窩的小臉龐/掬一捧清亮水喝嘍/沙堰的水呵在我心上流淌/不知什麼時候/我悄悄地長大/生活召喚我奔上人生的競技場/我曾毀壞過生活/生活也把我年輕的心重重地戕傷/我常在夢中回到故鄉／沙堰的水啊在我心上流淌。
路遙輕輕地拍了下我的肩膀。我看見他的眼裡有晶瑩的淚花。這首詩前半部分是歡快的，後半部分卻觸到了我們各自生命深處的痛。我們很長時間靜靜地坐著，深陷在自然與詩的交融裡。
傍晚返回的路上，路遙鄭重地說：你的南沙河給了你無與倫比的靈性，你會成為一個真正的詩人。你記住，任何時候都不要停止歌唱。忽然他又說，我有個妹妹叫王平。你也做我的妹妹好不好？我頑皮地反詰道：那麼路遙叔叔怎麼辦？他就捶我一拳，罵我一聲壞女孩。
路遙在南沙河的小村呆了整整一個星期，在我家縫紉機檯面上，大約製造了兩個近萬字的短篇小說。臨走時依依不捨，說這個如童話般寧靜美好的地方，猶如他生命裡的一個夢，他簡直懷疑其真實性。
父親望著眼前的憨小伙，無言的笑了。
我想，這時候父親一定想起了自己生命裡關於南沙河的故事。二十多年前，父親初識南沙河時，其心態肯定同眼下的路遙一樣吧。據說，那時候由楚地流落漢水北岸的父親在縣城裡做生意發了財，有一天騎著高頭大騾子去古路壩教堂拜會朋友，那紅騾子走到南沙河地面，死活不肯再走。父親舉步進村，卻將生命留駐了。
路遙不知道這個傳說。他天真地問：大伯，你怎麼會從湖北地面來到這裡呢？這其中一定有不尋常的故事吧？
父親說，那是命。你還年輕，不懂這個。過些年你就知道了。
路遙走時，一再地叮囑父親，無論如何要設法送我去上大學。他還開了一個長長的書單給父親，希望父親督促我讀書。那份書單裡有柳青的《創業史》，有福樓拜的《包法利夫人》，有傑克倫敦的《熱愛生命》，有艾思奇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當然，還有一些當時走紅的作品。
就在那一年更晚些時候 ，父親決定去北京找垂危中的舅父。
路遙走後父親常常握著那個書單發愣。父親半路歸農，卻樂於農耕。他常說，幹什麼都不如當農民好。與泥巴打交道，心裡踏實。但那時他似乎動搖了一生的信念。顯然，路遙的殷殷叮嚀觸動了他內心的某根神經，使他覺得他應該為雄心勃勃的二女兒做點什麼。我認為這是促使父親決定上京的直接原因。
當然，父親上京並沒有解決什麼問題。他只見到了國務院的一個熟人，並且享受了免費乘坐空軍飛機返回漢中的待遇。但就這麼一上京，地方上竟不再糾纏他的歷史問題，我在1975年10月，勉勉強強地進了漢中師範學院的中文系。
路遙歸去西安，頻頻來信。可惜那時不知珍惜，他的信大都做了父親的捲煙紙。
1975年，我雖然進了大學，卻因沒寫出作品，也就必然與西安文藝界的人斷了聯繫。直到1980年，我以系列小說“野梅子”“野豌豆”“野菊花”“籐”再次在文壇露面，才又恢復了聯繫。那時路遙已是《延河》小說組的老牌編輯，人生已步入坦途了。
１９８０年，是文藝復甦的春天，也是路遙生命裡的春天。這一年他的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一炮走紅，奠定了他在陝西文壇的地位。在作品成功的同時，他成就了自己的人生。他結婚，並且做了父親。正所謂洞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
我與路遙六年後再見，就在這個燦爛的背景之上。
1980年春天，我作為初露鋒芒的小說作者參加全省青年作者創作會，路遙是會議的組織者之一。我們在會上自然而然相遇。
六年的時間，我們沒有陌生。一見面都是無遮無攔的歡笑。一見面就彼此走近去在對方身上輕輕捅了一拳。叫道：嘿，你呀！
路遙說，我一直想念南沙河的陽光和沙灘，一直盤算哪年冬天再去一回。
路遙情緒非常昂揚，是洋溢著成熟、自信和堅定的昂揚，以至我覺得和他對視一眼就會受到莫大的鼓舞或者說煽惑。
會上和會下，他都在說著一些大氣磅礡的話。他談著文學理想、使命意識；談著創造史詩的蓬勃大志，使人感覺到他生命中的每個細胞都充滿了“天降大任於斯人”的激動。
我驚愕於他的成熟。那是他談話中的銳利和威嚴所給予我的感受。
我愕然於他的霸氣。那是他靜靜坐著抽煙，煙圈從他那獅子般的頭顱中噴出的時候，我所悟到的。
我知道，路遙已不是六年前的路遙。他的微笑依然，他的心和大腦卻在時光的鍛造裡成熟和博大了。這使我對他產生了某種敬畏。當然，我並沒有將自己的感受告訴他。
會議之後，路遙一再盛情邀我去看他的女兒路遠。他特別驕傲於自己做了父親。看著他那從心底裡泛上來的歡笑，我覺得無法拒絕這邀請。
是林達開的門。歡樂的路遙將我牽到她面前說，介紹一下，陝南才女張虹。林達笑著說，知道知道，路遙說過幾次的。
我卻惶惶。林達是北京知青。光這身份已夠一個鄉村女子仰慕的了。
因為極度拘謹，我只例行公事般地看了看他們襁褓中的女兒，說了幾句長得漂亮可愛之類的恭維話，水都沒喝一口就匆匆告辭了。
這是發生在1980年三月初的事情。到了這年冬天，情形就完全變了。記得我那時在省黨校參加省作協舉辦的讀書會。有天下午去編輯部送稿子，路遙正坐在門口籐椅上看一本厚厚的書。我歡叫一聲。他抬起頭來，陰沉著臉掃我一眼，竟像不認識一般。我的笑容僵在臉上，有種進退不得的難堪，淚水直在眼眶裡打轉，也不等跟其它人打招呼，氣沖沖掉頭就走。快走出建國路的時候，忽聽身後有人低沉地輕喚我的名字。掉頭一看，竟是路遙跟了出來。我不理他，牛在那裡不吭氣。他說，咳，別生氣呀。你不知道，現在有些事情複雜得很。我一句話也跟你說不清。總之你要諒解我。
我說，能複雜到哪裡去？周圍有戴笠嗎，你跟熟人連話都不敢說。
他點燃一支煙，悶悶的抽，不回答。
後來不知怎麼的我們走進了東大街北邊的居民巷。那裡的民房簡直可以拿洞或者窟來形容。居民個個面帶菜色，屋內更是破絮爛罐的淒惶。路遙問，知道我為什麼帶你來這兒麼？我搖頭說不知。他說，我是從比這兒還底層的地方出來的，起點太低。我要改變命運，要成就大事，就得付出比常人多數倍的努力甚至犧牲。這犧牲包括常人的歡樂和友誼。幹大事就顧不得小節。誰做我的朋友，誰就得原諒我，接受我。
說這番話的時候，他仰頭看著鉛灰色的天空。一副殉道者的神氣。
我多少還是理解了他的意思。不禁覺得好笑。心裡說，路遙，你太看低朋友了。並不是每個朋友都那麼低，要攀附你的盛名。你也太虛弱太霸道了。
倏忽間，我從他那吃銅咬鐵的強大裡看出了某種深刻的孤獨。感覺到這一點的同時，我也就原諒了他。偉人都有怪癖的，像尼采，像羅丹，像畢加索，都怪癖到近乎瘋魔。全世界的人在接受他們的思想和藝術的同時也心平氣和地接受了他們本人。我有什麼理由不接受一個很有可能成為偉人的朋友呢。
於是我笑說，路遙，你怎麼樣我都接受你，像接受瘋子尼采一樣。
他突然哈哈大笑起來，說道，我沒看錯你，悟性就是高。
分手時路遙說要約個時間請我吃飯。我說不必了。但是他堅持著。說我們必得找個清靜的地方談談。他說找到了同我對話的感覺，他很高興。他說他現在最大的苦難是跟環境無法對話。
其實我知道我們之間已經再也無法找回那種明亮的友情了。但我還是依了他。畢竟是在那樣美麗的年齡那樣美麗的心境和那樣美麗的地方結交的朋友，豈能說忘就忘？豈能為那麼一點小小的不愉快就淡了。更何況他還做了解釋，還打算彌補。
我們相約了在興善寺見面。選擇那個地點，是因為那兒離我住的地方較近。還因為佛家靜地，較少干擾。記得那天的天氣不大好。陰浸浸的冷風裡夾著雪粒，行人不是豎著領子匆匆而過，就是圍著厚厚的大圍巾看不著嘴臉。興善寺裡渺無人跡，倒顯出幾分佛地的莊嚴。我們如約而來，並且不約而同地走到了大殿後邊的銀杏樹林裡。
菩堤本無樹，明鏡亦非台。
本來無一物，何處染塵埃。
是不是都懷了這種無境之心？反正我們相會銀杏樹林時，笑容都很純淨。
銀杏樹如蝶的黃葉在風中輕輕飄落。一首絕好的自然之詩。我們站在樹下，靜靜地感受。
一片樹葉落到路遙肩上，他拈到手裡，輕聲說，一年四季，我最愛的就是冬天。我喜歡冬天的洗練和莊嚴，喜歡冬天無葉的安寧。
他說，有一天等我完成了心中構想的偉大作品，我就一個人到荒漠裡去，靜靜地坐在樹下抽煙，直到永遠。
現在想起來，那番話竟像讖語似的。只可惜他最後的棲地不是清靜的荒漠而是紅塵中的病榻。
這是路遙生命中的一大憾事。
興善寺相會，我們很少說話。大部分時間都在繞著大殿轉圈。路遙以思想家和文學殉道者的沉重不時講一些含義深刻的話題，我只是極力領會。偶爾也以鄉村女子淺薄的大膽嘲笑他那哲人的深刻，逗得他捧腹大笑，卻也無可奈何。
忽然他說，你這樣倒好。我最恨女人深刻。女人只要能聽懂深刻的話，領會深刻的思想就行了。
我不想反駁他。
路遙沉重地歎著氣，哼著他那經典的無字歌。不過，這時他哼出的無字歌，更像十八世紀的葡萄牙人載歌載舞去侵略別人的戰歌，有種火辣辣的挑戰意味，使人不敢靠近。
大約正是這種感覺，使我打消了同他交流的念頭。興善寺會面就這樣草草結束了。誰也沒提吃飯的話。沒有那種契機和心情。甚至沒有說再見。我那時認為我們不會再見。
回到讀書會的時候，我才從同學們口中得知，路遙正在經受文革問題的焦慮。18歲時的造反經歷，在一個時代結束另一個新時代開始的時候，必定是難堪的。作為他的朋友，我為他深深地擔憂。
但我不曾給他寫過一封信，不曾給他打過一個電話。我知道，他是真正的戰士。他既不需要同情，也不需要關切。他會以他的大智大勇大氣魄擺平他所面臨的任何事情。
事實上，只要我還在寫作，就不會脫離文藝界，就必然要同路遙見面。別的不說，一年一度的創作會就少不了碰面。我們再次見面是在1983年春天。這時他的《人生》紅遍全國，且即將拍成電影。但歡樂卻沒有回到他的心間。他顯得更沉鬱了。頭上有了華髮，眼裡佈滿血絲，步履遲緩，見熟人悶悶的點一下頭，幾乎不笑。
在交談中，我感覺到他負荷著極大的心理壓力。那不是來自外界，而是來自他的內心。來自他內心那烈火一般攻佔制高點的渴望。所謂西西弗斯式的偉大痛苦：永遠的推著石頭上山，永遠的找不到停靠點，永遠的仰望著山頂。
路遙已經完成了從血氣方剛的青年到思想者的過度，正在急速地、不可救藥地走向偉大和孤獨。和所有偉大的科學家和藝術家一樣，不朽的作品，是用生命作賭注的。
路遙正在這樣做。他已經看不見塵世種種，眼睛只盯著他的航標。在這個過程中，他自覺不自覺地傷害著自己的生命，傷害著朋友。
路遙這個時期是強大和脆弱的結合體。自1980年冬那次不愉快之後，我從未單獨去找過他。見他一般都是在各種各樣的創作會上。而他總是叮囑我：人多處不要同他說話。會間空閒，他又急切地想同我交談。這使我多多少少產生了輕視心理。我生性率真，最恨虛偽。再說，他為什麼看不出來，我事實上並不想跟他套近乎。寫作的人都是靠自己的作品立世的，並不是和名作家交往自個兒就成了名作家。當友情摻雜了那麼些雜念而失去至誠至真之後，交往還有什麼意義呢。但我並不說破。雖然他對憐憫深惡痛絕，我卻無可扼止地在內心深處對他產生了一種近乎痛惜的憐憫。這種感覺到1985年春天發展到極點，我和路遙之間的友情鏈也就從此斷裂了。
1985年，可能是全國文學情緒最為旺盛的一年。我所生活工作的山城安康更是文學情緒沸騰，文學講習所、文學筆會一個接著一個。賈平凹、子夜、白描等被輪番請來巴山深處搞文學講座，路遙自然也成了被極力邀請的對象。這年春天的筆會因為愛好文學的常務副省長徐山林要同大家見面，操辦會議的人一意要多拉些名人來壯陣，長長的名單裡，路遙排在首位。加上去省上辦事的人屬於那種能言善辯熱情高漲且會軟磨硬纏的能人，本是百事纏身的路遙竟被強請到了安康。我在地區文研室工作，省上來了文化名人，接待的任務自然落在我頭上。路遙在地區招待所見到我，劈頭蓋臉就是一頓抱怨。怒沖沖說道：你知道北京有多麼重要的會等著我嗎？你知道有多少大事等著我去處理嗎？你卻叫人拉我到這裡來。你們那個辦事的，簡直跟個土匪差不多，劫持人呀。告訴你，我明天就走。
我生氣極了。無論我用多麼大的忍耐強壓心頭的火氣也壓不住。我僵白著臉，衝口道：你哪怕現在就走，關我什麼事！你為什麼一定認為是我攛掇人去強拉你？他們去請你我並不知道。我在這兒只是個普通幹部，並沒有權力決定請誰或者不請誰，你不想來完全可以不來嘛，腿在你腿上長著呀。
近年來生活在鮮花和讚譽中的路遙，沒想到會受到這樣的頂撞，他也白了臉。但他沒有發作。我認為他沒有理由發作。
之後我就走了，整個會議期間再不肯露面。我非常氣憤，氣憤他那被扭曲了的自我感覺。
會議結束那天下午，我正在院子的草地上跟我的兒子一起滾皮球，忽聽有人叫我，揚頭一看，竟是路遙。我驚訝道，你不是走了麼？他幽幽笑著說，不跟你道個別能走麼。我看他一眼，好多衝到口邊的挖苦話都強嚥了下去。我問，今天晚上走？他嗯了一聲。忽然說道，你們頭說陪我們去東關回民區和江邊哩，你一塊去好不好。
我搖搖頭，說要招呼兒子呢。這時我們頭正好過來，說道，看你俗的，人家名人邀請你哩你還放心不下個兒子。去去，讓我老婆給你招呼著。說著不由分說推著我就走。
我一路都沒有說話。雖說都吃文學這碗飯，然由於時間空間的相隔，彼此並沒有多少共同語言。省上來的白描一夥子顯得極活躍，彷彿太陽都是為他們升起的。路遙卻是悶悶的。
那是思想與思想者的鬱悶。是無藥可治的鬱悶。這使我想到屈原那眾人皆醉我獨醒的悲愴。路遙是不是這樣？我感覺是的。誠如他所說，誰做了他的朋友，就該無條件地理解他，原諒他。苛求一個思想者不僅徒勞而且是極不明智的。
這樣，我就真誠地原諒了他。無論如何，我與他之間，因了那段少年友情的照耀，更容易達到某種諒解。
快走盡東關了，忽然一個衣衫破爛的圓臉娃娃跑過來。看見我們，立即靠牆立了。他抹著滿臉的鼻痂子，一雙好奇的眼睛又圓又亮。他的旁邊還有個更小的女孩，黃毛小辮，臉髒兮兮的，秀目如水，神情怯怯的。倏地像有什麼東西觸動了我。我指著男孩叫道，哎哎，路遙，那不是你麼。大家一下子停住腳步。我認為所有的人肯定都不約而同地想起了路遙“在困難的日子裡”那個為了掩飾破褲襠而蹭著牆走的小男生，因為大家一齊望著他嘩啦嘩啦地笑了起來。路遙自己也笑彎了腰。笑畢，他指著那女孩說，那難道不是你麼，黃毛丫頭的張虹時代。大家便又調笑了一回。又提起我初到西安時黃毛小辮黃挎包、滿臉稚氣黃球鞋的舊話。
這是我所看見的路遙最後一次開懷大笑。
1988年我考入西北大學作家班，在開學典禮和各種文學集會上多次見到路遙，他一概是如負重山的形象，幾乎沒有話，見面只是點頭而已。我們最後一次見面是在西安鐘樓下偶然相遇。那是1989年6月初，我走在西大學生遊行的隊伍裡，他站在人行道上觀看。那時正好隊伍停頓，我走過去同他說話。他微仰著青灰色的臉，顯得中氣衰微。我穿著靚麗的桔紅色T恤和黑白相間的格子裙，強烈的色彩似乎晃得他睜不開眼。他使勁眨動著眼睛，問道，很久沒看見你，忙什麼？我說忙唸書忙打工呀，你呢。他沉吟了一下，沒回答。我知道問了廢話。他忙什麼還用問麼。他寫《平凡的世界》呢。報刊雜誌連篇累牘地報導著，一篇“早晨從中午開始”，向全世界昭示了他的艱難跋涉，我做什麼明知故問。忽然他上下打量了一下我，又看看我身後的同學，不無艷羨地說，你們真好。年輕真好。我說你也很年輕呀。他說我不行了。我說，好好的怎麼說這話。他歎說，我身體垮了，肝也有病。說這話的時候他的表情十分暗淡。我想安慰他，卻不知說什麼好。過會他又說，前年王蓬邀我去漢中。我好想去趟南沙河，當時想跟你聯繫卻沒有聯繫上。真遺憾。我說以後再找機會去呀，有什麼遺憾的。他說，恐怕沒有以後了。我未及再說什麼，前面隊伍挪動了，我也跟著匆匆而去。
這一去就是永訣。
1991年秋天再見路遙的名字，是電視熒屏上的一則訃告。那個深秋的晚上，在打開電視的一瞬間驀然看見那令我心驚的字眼時，最初的一霎那，我感覺熒屏上的文字很遙遠也很陌生，直到那行字在熒屏上消失，我才驟然感到那個事實與我的貼近——我的至敬至愛的好友路遙，永遠地離開了這個生動而又煩惱的世界。我才感到了深刻的痛楚。
我的父親是這年三月仙逝的。他老人家臨去世前提起路遙，還自豪自己曾精確地預見了路遙輝煌的未來。但父親做夢也想不到，路遙會跟他在同一年裡共赴黃泉。
我沒有趕去西安參加他的追悼會，是因為我無法承受一個強大的生命驟然殞落之後的大淒愴！
我一直不敢動筆寫回憶他的文章，是我不忍敘述一個生命微笑遺失的過程。我當然不必哀憐什麼。路遙的人生是輝煌的。過去和未來，他都是文學星空裡一顆無人替代的巨星。他所創造的文學理想和人生理想，無論過去和未來都將是一道永不消散的雲霞。我想說的僅僅只是，作為一個生命，路遙無憂無慮、開懷暢笑的時光太短暫了。他的微笑遺失得太早也太快了。
在寫作這篇短文的時候，我的思緒不斷地回到南沙河邊那一片蒼翠無染的橡樹林裡，快活地閃著白牙的少年路遙不斷地歡笑著露出頭來同我對話。我相信，路遙的在天之靈，一定歡喜我將他青春的歡笑呈現給喜愛他的讀者大眾。
因為文學的終極目標，是關懷心靈，撫慰大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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